主题: 《大汉王朝的传奇缔造——汉中市博物馆》之石门十三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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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20/2/14 1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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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褒斜道修治的最重要的记录,以石刻的方式保留在褒谷南口的石门及其附近。从汉以降,以石门为依托也逐渐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石刻群落,它们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的主要构成部分。

石门石刻是以褒斜道为载体,跨越1900余年而形成的庞大石刻体系的总称。它以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及珍贵的科学艺术价值蜚声中外,在中国古代碑刻之林中享有很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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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十三品展厅(一)

研究表明石门石刻的总量约 180 方,以汉、唐、宋、清为主,其内容涵盖记事、抒情、咏物等诸多方面。石门石刻中有镌刻时间可考者,上起东汉永平九年(66),下至当代,代不乏人,如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记述了汉中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开通褒斜道二百五十八里;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是汉中太守王升感念同乡杨孟文倡议复通褒斜道的功绩而镌刻的。
这些石刻内容往往反映当时的史实,记录了涉及社会、自然方方面面的数据,成为考证史实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石刻的记载,为研究褒斜道的通塞变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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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十三品展厅(二)

石门石刻大多凿于山谷崖壁之上,与周围优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随意、自然、无拘无束的艺术风格。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提到石门内的石刻,可证石门石刻得名之早。宋代金石之学开始兴起,欧阳修、赵明诚等在著作中又著录了《石门颂》。

清代碑学大兴之时,石门石刻的艺术价值被更多地阐明,尤其是碑学巨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把石刻书法分为六个等次,最高等次者称为“神品”仅列三种碑刻,《石门铭》为其中之一,可见其极为推崇石门石刻。

近代以来,掀起了石门石刻研究的热浪,石门石刻更是声名远播。

自秦汉对褒斜栈道进行大规模修筑以来,此道成为南北通衢,人流要冲。《史记》曾提到栈道通车的情形,《石门铭》更有“穹窿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驷牡其胭”等记载,反映了当时栈道的交通盛况。

栈道沿途的邮亭驿站,是维系其全程通途的必备设施,在政治军事行动、经济文化交流、民间相互往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千载栈道之旅,产生了以“石门十三品”为代表的众多杰作,栈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之路,亦是一条诗歌之路、文化之路。

石门十三品在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是汉代以来书和刻两者的最高艺术结晶。其中汉魏时期作品早在唐宋时就负盛名,誉满全国,更为历代考古家、书法家所推崇。石门十三品是研究汉隶的重要实物,在中外书法界和金石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关于“石门十三品”,古今的说法有所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著名书法家种谷扇舟先生来汉中,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将他携带的“十三品”拓本,与展室中的“十三品”原刻一一对照,发现拓本中的南宋《安丙题名》和《保庆题名》,原刻中没有;而原刻中的曹魏《李苞题名》和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拓本中却没有,其余十一品皆一致。

经探明缘由,方知种谷先生所携带者,是早期所称的“十三品”,而展室所陈列的是学界对“十三品”的新认定。二者虽有差异,但所指认者同属石门石刻之列,合而论之,不妨称之为“石门十五品”,又鉴于“十三品”之说已约定成俗,为避免误会,仍保留“十三品”这一称谓。因“十三品”中绝大多数为汉魏摩崖,故又称“石门汉魏十三品”,又因其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较高,很早以前就从数以百计的石门摩崖中脱颖而出。

“十三品”的缘起”

十三品”的前面,通常冠以“石门”二字,则需说明一下“石门”与“十三品”的关系。“石门”作为一个地名或山口之名多不胜举。

这里所说的“石门”,源于东汉明帝诏书“凿通石门”之语,即指东汉永平四年(61)在褒斜道南端七盘山下开凿的一段隧道。经查勘,这段隧道呈南北向,其石质系坚硬的石英岩,隧道内壁略呈圆弧状,底部与汉魏时的褒斜栈道在同一水平线上。

其东壁长16.5米,西壁长15米;南口高3.45米,宽4.2米;北口高3.75米,宽4.1米,南北高差30~50厘米。汉时一轨之宽1.5米,车辆可在石门内并行无阻。现世,隧道已遍布各方,而开凿于1900多年前的石门隧道,却以其源发性称雄于世。

自东汉永平中凿通石门以来,大凡道路通塞、修治之情,皆在石门内壁镌文记事;一些文人、墨客览此胜迹,相继题刻抒怀者世代不绝。1960年勘察中,共发现石门内壁题刻34品,后来又补入6品,共40品,连同南北山崖上的碑刻,统称石门石刻,其总数难以确知。这批石刻以石门为中心而有其名,“石门十三品”是其中的部分精品。

“十三品”与“石门”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石门”就没有“十三品”。而“石门”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又和为时数千年来的褒斜栈道有密切的关联。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时,此道已通行。

公元前266年,范雎相秦时就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之说,其所云的栈道,包括由关中到汉中的褒斜道和由汉中至成都的金牛道。自关中至蜀地,因褒斜道比故道近并且平缓,汉武帝时曾“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

公元66年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记载了东汉永平六年(63)至九年(66),汉中太守鄐君承修褒斜道之事,其末尾有“自益州(今四川)东至京师(河南洛阳)去就安稳”之句,说明这条道路是自京都长安入蜀的要道。

正因为如此,东汉永平中,为了克服位于褒谷南端七盘山这一路障,汉明帝刘庄乃有诏令开石门之举。

褒斜道是我国历史上由关中通向西南持续3000多年的交通要道。石门既是这条要道南端的门户,又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这二者结合起来,便是石门摩崖得以构成的主因。

此外,汉初丞相萧何和曹参拦截褒水溉田的水利设施山河堰,连同褒谷山水之胜,可谓是构成石门摩崖的副因。大凡摩崖,都要以山石为依托,又以史实为凭据。石门摩崖包括“十三品”,正是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此外,“石门十三品”的形成,还要考虑到刻石源流这一重要因素。在世界上,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已有文字石刻,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在公元前一两千年也有文字石刻。而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石刻,则是公元前500年至前300年所刻的先秦《石鼓文》,秦始皇及秦二世云游郡县,相继有很多刻石,史称秦刻石。

继之以少量西汉刻石和东汉以降的大量汉碑。与此同时,在山崖中直接镌刻的摩崖也应运而生,汉中境内的石门摩崖石刻可谓“捷足先登”者。可以说,无论中外,石刻在文字的传承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汉字传承而论,从史前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至汉代,隶书刻石已蔚然成风。“十三品”中的隶书,正好从一个侧面标志着东汉隶书的隆盛。

发人深省的是,石门摩崖的内容多述及东汉及其以后各代褒斜道与石门通塞之事,而在东汉前就有过多次修栈道之举,如秦惠王以金牛为诱饵促使蜀王修道事,又如汉武帝诏遣下御史大夫张汤之子张卬修道事。凡此,皆见于史而为石门摩崖所不载。究其原因,就在于石门摩崖本身不能逾越整个刻石源流这一规律。

石门十三品的形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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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雪”拓片

“十三品”的部位及形制”

十三品”摩崖在凿取前的所在地,与其文字内容息息相关,造访者对此极为关注,特逐一述后: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在石门南250米处褒河西岸的山崖间,在其下方50厘米处,为南郑县令晏袤所撰写的释文。《石门颂》位于石门西壁中部,距石门南口5米多,其南侧半米许为《杨淮、杨弼表记》摩崖。

《石门铭》在石门东壁中部偏北,约在《石门颂》的斜对面,距北口2米许。在《石门铭》下方,有北魏《贾三德题记》,亦称《石门铭小记》。

“石门”汉隶大字摩崖在石门北口西壁,其南侧紧接汉《李君通阁道》摩崖。“玉盆”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南侧1500米处的河中巨石上,靠近褒河东岸。

“衮雪”汉隶大字,镌于石门东南河中巨石上,距石门约25米。《李苞通阁道》摩崖,位于石门北口上方东侧之山崖间。《山河堰落成记》镌于石门南的山崖上,其下距谷底3米,上距汉魏古栈道壁孔约220厘米,其东北角上方2米许,即晏袤《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释文》摩崖。“石虎”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对面稍南褒河东岸的石虎峰下。

石门十三品的书、刻技艺

石门汉隶的文字多属记实之作,如《鄐君开通褒斜道》《石门颂》《杨淮表记》《李君表》《李苞通阁道题名》等,皆为记述古褒斜栈道通塞及其修治的重要文献;“石门”“玉盆”“衮雪”“石虎”等汉隶大字摩崖,又是描述褒谷山水形胜之妙笔。它们的产生,各有其因,非勒石而不足达意。达意是目的,书写和刻石是用以达意之手段。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定《五经》(一说《六经》),命蔡邕等书刊于碑,立于太学门外,谓之《熹平石经》。就其功用而言,当与石门汉隶有别。至于晋代二王父子和唐代以降颜、柳、欧、赵诸家,开一代书风,其书、刻碑版,流传于市者颇多,被世人视为法帖而竞相临习。

这类碑刻,与石门汉隶也迥然有异。石门汉隶在刻石前先要书丹,而书丹则是十分困难的事。可以断言,石门汉隶的多数书者,并非后世所贯称的名声显赫的书法大家,而是以书写为业的普通劳动者。正因为他们是普通劳动者,以朴实的功力留下了汉魏文字的真迹。因此说,石门汉隶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在我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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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书法艺术,与前所述及的文字体势,当有不同的涵义。体势是就文字演变的时代风貌而言的,如篆书多为圆转笔,并富有象形的特色。隶书则变圆转笔为方折笔,象形之势有所减弱。

楷书有波磔,竖笔自上而下,横笔自左而右,出现了钩与角之类的笔划,转折笔多在右方,便于书写,字形也较规整。凡此,皆称为书之体势。书法艺术,既寓于体势之中,而又与体势有别。

《庄子·山木篇》云:“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雕琢,即艺术加工,包括反复练习,使功力日臻纯熟、完善。朴者,本指自然面貌即天然之趣,在此却为工巧之极也。所以清代书论家刘熙载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这个不工,就是朴之精微也。

今人评书,又以正、奇为佳,正者,即功力之基本所在,包括结体、点画、神态,都要处处入格,这是一个由粗到精,由笨拙到精巧,由无法度到入规矩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基本境界。奇者,乃在此基础上,突破陈规,而自成一格。

历代书家难于计数,而观其书姿皆千人千面,就是这个道理。习书者须正奇兼有,无正则不成其字,无奇则有失神韵。石门汉隶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就在于书法艺术之魅力,这种魅力给人的感受比较模糊,而又十分真切,如果细加玩味,也可粗知其大端。

来源:汉中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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