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记忆，宁强河街那个耐人寻味的高家小院

汉中记忆，宁强河街那个耐人寻味的高家小院

袁正强

人的一生经历很多事情，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遗落在了岁月的犄角旮旯，杳无痕迹；但总有一些事情沉淀在记忆深处，时不时泛起圈圈涟漪。上世纪中叶那条河街和那个高家小院，那里流淌了多少陈年往事，映照了多少抹不去的亲切面孔……

汉中市宁强县地处秦巴之咽喉，被誉为三千里汉江第一城。早在清末民初，就成为陕甘川毗邻地区重要的物资交流集散地，来自四川广元、朝天、中子、青川、姚渡，甘肃康县、阳坝、文县、碧口的商贾、骡马，蜂拥云集，川流不息。当时宁强县城的繁华区域主要分布在玉带河沿岸的半边街、上关街、河街三片。玉带河先是从高家坪由南向北绕过老城西边缘，然后在河街边上划过一段弧形后便开始由北向南沿着老城东边缘流去，围绕老城形成一个“河套”，河街便处在“河套”的顶端。早些年，县城玉带河只有一座铁索桥，由河街通往半边街和上关街，河街便成了“城里”“城外”出出进进的的必经口岸，自然成了三片中最繁华的区域了。

真正意义的铁索桥，修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宽3米，长46米，木头桥墩柱子，拉9根铁索，桥面铺木板，桥头楼亭。1945年在铁索桥上游大约500米处始建5孔石拱桥，在此之前铁索桥一直是县城连接玉带河两岸的唯一通道。该桥近百年遭受多次水毁垮塌复修，1982年拆除重建，砼墩钢梁，混凝土板面，再无铁索，人们习惯称铁索桥。河街的正街东西走向，长200米左右，宽度不到10米。西头接铁索桥，东头向北通往夏家河坝，向南上坡是水观楼子，左拐向东再上坡连接北门，即通济门。明洪武三十年筑城设卫，宁羌卫，北门即通济门，南门即南熏门，西门即永惠门，东门即阳和门。民国时期设宁强县。河街南边有一条巷子叫姚家巷。姚家巷的西面是永明队的仓房和晒场，还有两户居民和城关镇，东面是敬老院，两根大柿子树和低洼不平的菜地，七十年代后期修建了国营旅社。走出姚家巷，便是一条羊肠小道通往马路，一片菜地的中央有一口老水井，四季水甘甜润，周围铺青石板，用于挑水浇菜种地，穿过大马路就是大型合作理发店和合作食堂，后面是灯光球场、老体委。夏家河坝是集贸市场，卖柴卖碳、卖猪卖羊卖鸡卖蛋的，架子车、鸡公车、背架子、背斗箩筐扁担，横七竖八，鸡鸣猪叫，人头攒动，一片嘈杂。

铁索桥连接河街的这头一段河堤由大石条砌成，呈弧形，弧口向河。河堤上面是一大片民房，临河几处吊脚楼，称其为虚脚楼子。下游靠近夏家河坝是一片幽静的麻柳树林和沙滩。麻柳树高粗大，枝繁叶茂。玉带河岸蜻蜓戏水，小鸭游荡，潺潺流水，清澈见底。鱼的种类很多，白条子、桃花子、鲫壳子成群结队，人们下河逮鱼，把鱼撵到石头下面，然后顺着石头缝去摸，还能摸到鲢鱼、鲤鱼甚至娃娃鱼（大鲵）。向晚时分，波光粼粼，霞光倒影，五彩斑斓，沙滩上金光灿灿，夕阳垂钓，偶尔白鹭掠过……

河街民居都是清一色的一层半青瓦木楼，排扇构架，大约十来户之间一道土坯隔墙，白灰粉面。窗花格子都很讲究，各类喜庆吉祥的福禄寿喜万字格图案不等，白纸糊窗，挡风透光。有的人家房屋正间门窗上方的木板上刻有“福寿长青”“福来万寿”等字样，朱砂描红，依稀可辨。楼板用寸木板铺成，形成半层阁楼，可以堆放杂物也可以住人。家家户户门前或搭石墩子，或支石条、石板，方便街坊邻居落座聊天。

据老一辈人讲，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河街上依然是店铺林立，客栈、药铺、裁缝铺、布庄、五金杂货店、茶馆、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很是热闹。每天一大早，小商小贩，走街串巷，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推着车车，吆喝叫卖，不绝于耳，“根面角、假鱼～”“元宵～”等已经成为经典旋律铭刻在了一代人的记忆深处。饭馆小吃店五更掌灯起得更是个早，架火烧水，和面揉面擀面拌料，全家忙个不停。六七点钟天刚放亮，各类早点便陆续出摊了，豆花面、浆水面、烩面片、蝌蚂子，包子、花卷、馒头，元宵、馄饨、水饺，豆浆、油茶、油条、糖油糕、葱油饼、油勺勺、麻花，琳琅满目，热气腾腾，满街飘香，一天的热闹便开始了。乡下进城赶集的人，大多一身羌族打扮，女性身材敦实，头缠黑色丝帕，腰系绣花围裙，扎绣花腰带，脚穿绣花布鞋，戴银镯子、银耳环；男性身材健壮，留胡须，头裹黑布巾，扎黑腰带、毛裹脚，背着背架子捎一捆山货，精神爽朗。男男女女见面打招呼，大多一口巴山腔——“吃到吧？”“你来哒？”1953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河街变得相对冷清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河街上家家户户从河坝里捡石头砸碎石，沿街各户门前一堆一堆的，像小山一样。改革开放后，旧城改造，旧貌换新颜，河街再度繁荣腾飞，欣欣向荣。

高庭长一家人

河街中段的南边有个高家小院。院子里住了四户人，高志强、李荣保、刘盘财、袁开恩家。高家小院坐南朝北临街，院内南北呈长方形的天井院子。地面中央铺青石板，周围铺鹅卵石，四面檐坎和台阶都是石条。院子后墙外是一条堰沟，引自西门外上游400多米的玉带河堰坝，一年四季一沟清水缓缓流淌，灌溉永民队的一片农田。

高志强，生于1950年。1969年插队在黄坝驿西沟村，1971年社会统招分配在巴山区广播放大站当广播员，后调县法院为书记员，陆续担任阳平关法庭庭长、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他朴实谦和，能吃苦，干活也肯下力气，插队期间和点上知青及队上社员和睦相处，多年后一直与西沟村的农民兄弟保持人情往来。他头脑灵活，积极上进，虽然初中毕业底子，但自学法律，钻研业务，基层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在全县政法系统出类拔萃，执法为民，审判各类刑事案件，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维护社会治安，深受人民群众的好评。

高志强的父亲高建业，中等身材，偏瘦，头发花白，除了夏天总是戴一顶前面带沿的蓝帽子，但看上去一身整洁，很精神。解放前后一直在河街经营布匹，做小本生意，公私合营后在上关街店里从事会计工作。勤恳敬业，工作一丝不苟。一年到头从不休假，每年大年三十基本上都是他值班。话不多，回到家里喜欢拿起笤帚这扫扫那扫扫，用鸡毛掸子这挥挥那挥挥。喜欢下河游泳，常年坚持冷水洗脸，一年四季基本不吃一粒药。乐观豁达，遇事不急不躁，一脸平和，喜欢抿嘴唇。爱听音乐，闲时吹口琴。一生仅有一次出远门，七十年代商业局安排他去四川什邡参观学习。月薪30几元，养活一家人并不宽裕，但每月领了薪水都要买一包县城老字号——张贵生糕点，晚上下班回家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品尝。1981年8月，宁强境内多日持续暴雨，洪水猛涨。终于到了某一天，洪水漫过河堤，沿河店铺、民房全部被淹，玉带河两岸一片汪洋。洪水来临之际，家家户户都在拼命自救，把自家屋里的粮油酱醋、衣服被褥、家样杂品往阁楼上搬。但高建业却在门市部带头搬运沙袋，构筑挡水墙，把地面上以及低矮处的日杂百货、烟酒副食往柜台上和货架高处垒放。自家屋里因缺少人手，许多家样来不及搬走，大多泡在了水中。

高志强的母亲刘秀英，如同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慈祥而伟大。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为全家大大小小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她是本县沙河子黄泥梁堰沟里的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姐弟二人。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她把上学读书机会让给了弟弟刘生义（改名刘波），并细心照料弟弟。刘波勤奋好学，努力上进，解放后参加工作，先后在黄坝驿、关口坝、县百货公司、县公安局工作，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副教导员，受到省委政法委表彰奖励。他很敬重自己的姐姐，一生感念姐姐对自己的关怀。刘秀英解放前就嫁到高家，里里外外全靠她当家。身高1.56米，短头发，头缠黑丝巾，脚穿“千层底”黑灯芯绒布鞋，腰间总系一条蓝围裙，看上去很精干。瓜子脸，眼睛很有神彩，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和气，为人善良，街坊邻居都喊她“高妈”。从1955年开始，商业系统工作的苗玉霞、许明英等先后将自家的几个孩子寄养她家。她把这些孩子视同己出，关爱有加，无微不至。孩子们经常猴跳，额头碰起包，她就给浇凉水，然后抹上清油；消化不良肚子胀疼，她就用蜂蜜一圈一圈地揉肚子；肚子里长了蛔虫，就熬苦楝树皮，边哄边夸，鼓励他们屏着一口气喝下去；上火流鼻血，就给他们熬竹叶水喝；受寒着凉，就给他们喝生姜汤，盖上厚被子发汗，昼夜呵护在身边；每到冬天，为了预防孩子们冻烂手脚，睡前给他们烧水泡脚，并亲手纳鞋底为他们做棉鞋。关爱但不溺爱，她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卫生习惯和自立能力，教他们自己刷牙、洗脸、洗头、叠被子；安排他们适当从事一些劳动，诸如洗碗、洗菜、扫地，星期天或寒暑假带他们到坡上去搂松毛子、抖包谷茬背回来当柴火，到地里去捡拾残留的包谷、黄豆、小豆和麦穗以补充口粮。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基层区上工作，只有到县城开会出差才会带上一些吃货或者生活用品来看望他们，当然也会给高家带一些随手礼物以示感念。这些孩子基本上都要在高家生活五、六年，直到要上初中住校了才离开。他们参加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仍然常回家看看，逢年过节，一大家人聚在一起，依然把他们叫“大大”“妈妈”，“大大”“妈妈”依旧直呼其小名，满满一屋，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高志强姐姐高秀英，生于1948年，1971年插队沙河子幸福队，1975年招工，被分配在大安区卫生院当护士，后调县医院门诊护士，系宁强一中“老三届”。提起“老三届”，人们知道他们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能人众多，各行各业尽显神通。宁强县的“老三届”涌现出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秀人物，诸如曹义芝、姚自强、郭永平、郭政权、高希鲜、秦菊林、高连军、王开贵，高秀英身上具有鲜明的“老三届”特点，性格坚毅，乐观豁达，不怕困难，放在那里都能闪闪发光。在医疗卫生战线业务精湛，严谨干练，工作几十年从未出现过丝毫差错。对待患者，态度和蔼可亲，如春风拂面。传帮带年轻护士，细心谦和，不厌其烦。尤其是对待全家老老小小包括当年寄养高家的弟妹们，悉数关爱，无私担当，十足大姐风范。丈夫王恩科，罗村坝枫香沟人，1968年入伍，在兰州军区给副司令当警卫员，后调回宁强县人民武装部任参谋。

高家小院来了个县委书记

高家小院里的李荣保，是一位理发师傅。1967年7月的一天早晨，李荣保妻子赵桂珍悄悄给院子里的人说，昨天晚上李荣保把王超群接来了，害怕造反派打他，要把他保护起来，一家人都来了，提了几个皮箱子，叫李荣保帮着藏起来，有一个放在高厚华家，说是他们的全部家当。王超群是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薛汝荣，县委副书记马友柏、王超群、刘世宗。“文革”开始后，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靠边站，大部分被批斗，王超群自然也没能幸免，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王超群，人们都叫他王造群，40多岁，山西口音，身高1米75左右，肩宽腰粗，大脸盘，留大背头。据说参加革命较早，到过延安。其妻卢杏珠，上海人，机关干部，年龄40出头，留短发，穿一身干部服，文质彬彬，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口齿伶俐，很干练。一儿两女，王东、王芳、王红，取意东方红。当天下午，李荣宝为王超群一家人接风压惊，亲自掌勺做了一桌菜，满院飘香。从此王超群一家就在李荣宝家躲难。其实李荣宝家并不宽敞，一家人楼上楼下挤在一起，腾出3个半间房，王超群夫妇住半间，王东半间，王芳、王红合住半间，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受当时政治空气影响，加上挨批挨斗，王超群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和院子里的人说话，除了上厕所经过院子，整天呆在屋里，夏天闷热也是端坐床沿，手拿扇子缓慢摇着，一副沉思表情，偶尔从住房到厨房10几米远来回踱步，面色凝重憔悴。日常家务洗衣做饭都是卢杏珠。王芳喜欢唱歌，经常朗朗上口的是京剧《红灯记》铁梅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嗓音清脆。随着形势的好转，组织上派卢杏珠到东方红水电站参加干部集训，然后分派到县粮食局工作，于是全家离开高家小院，搬到粮食局居住。随后王超群调任镇巴县领导，儿女随行到镇巴上学，卢杏珠调往汉中卫校担任政工干部，以后随王超群调到西安工作。王东参加工作，曾在南郑牟家坝012系统工厂，后调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王芳招工在汉中012 系统工厂上班，后来在汉中从事司法公证工作，居住汉中至今。王红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从事医学工作。李荣宝正直厚道，老实本份，自从王超群一家离开宁强后，从未找过他们寻求帮助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失去联系。而王超群一家人再也没有回首往事踏上宁强这方热土。

建筑工人刘盘才一家人

高家小院西南角住着刘盘才一家。刘盘才，生于1941年，县建筑公司工人。妻子高厚华，家庭妇女，比刘盘才小5岁，初中文化。子女4人，大女儿刘春燕，无业；大儿子刘春华，初中毕业后招工到西铁局，在火车上当厨子；二儿子刘红长期居住宁强；小女儿名叫小月娃，因为全家生活困难，3岁时送给外地铁路老工人夫妇。一家6口挤在房管所的两间土木结构房屋，后邻堰沟，紧挨着小院公厕。刘师傅长年累月从事建筑重体力活，回到家里筋疲力尽，话都不想说，一个人养活全家6口，以杂粮、红薯、土豆、蔬菜当主食，一大锅菜几滴油，数月难吃一顿肉，逢年过节才见荤。高厚华，街坊邻居都叫她刘妈。她精明能干，全家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洗浆缭补，成天忙得团团转。虽然日子过的有些煎熬，但穷得有志气，她对院子里的人说“卢杏珠藏在我家那口皮箱，她尽管放心，我从不要人家任何好处，别人再有钱，我也不沾谁的。”突然有一天，刘春燕拿了一包糖果，给院子里男女老少挨个齐齐发，边发边说“请大家吃喜糖，我嫁给郭言诗了，尽管比我大十几岁，管他的，他是大学生，宁一中的老师，今后不缺吃穿。”为了减轻全家的负担，刘春燕早早嫁人了，经人介绍不久，很快就结婚了。刘家没有请客，没摆宴席，没喝喜酒，连一挂鞭炮都没放，只一包喜糖告诉左邻右舍。当天傍晚，高家小院的人，坐在堰沟边上，望着晴朗的夜空和一轮皓月，一边感叹着岁月，一边送上美好的祝福……